南香红：我为什么要重写细菌战？丨谷雨推荐
▲南香红
二战期间，日本曾在浙江、湖南及江西等地抛撒过鼠疫菌和霍乱等病菌，造成了数十万中国人民的死亡。现如今，细菌战的创伤始终无法愈合，很多幸存者由于感染炭疽菌造成身体溃烂，嘴、牙齿、双脚全部烂掉。然而，国内对细菌战却知之甚少，日本则将其封存为一个国家秘密，世界范围内也从未把它视为犹太大屠杀那样需要反思的话题。从2002年接触这个话题，到现在重写细菌战，南香红已经把写作细菌战当成自己的一个任务，重新记录并反思这段战争。本文已获“地平线NONFICTION”转载授权。
战争与和平：一个记者如何看待细菌战？
作者/南香红 编辑/十三姨 摄影/车怡岑 艳子
作为一个记者，我只是从业时间较长而已，虽然做了一些非虚构的探索，但真的说不上有大的成就或者特别好的作品，非常惭愧。今天的话题是非虚构写作，我就讲讲自己正在做的一个作品，讲讲整个创作过程，也许可以给这个宏大话题提供一个解剖的案例。
细菌战是2002年南方周末报社派给我的一个任务，没想到这个任务到现在也没有完成，如今，我早已离开了当年派任务给我的报纸，细菌战成了我自己的一个任务。
我第一本写细菌战的书是《王选的八年抗战》，2005年写的，借细菌战诉讼一审败诉切入，写了为细菌战受害者进行诉讼的王选。那时，我还在南方周末做记者，做记者就要做不同的报道，从一个选题转向另一个选题，从一个城市转向另一个城市，很难对一个选题进行长久的积累。那时，我就有一个强烈的冲动，想写一本书，尝试一下这个大题目。这本书是我自费出差采访，用业余时间写的。那时候，南方周末的要求是比较严，一个记者如果三个月完不成固定任务就会有麻烦，所以写这本书也是挑战。
2005年到现在，十多年过去了，很多事在继续发展，更多隐秘的事被揭露出来，受害者仍在不停地死去，细菌战仍然是日本的一个国家秘密。中日之间因为历史问题的磨擦也越来越大，我自己对这个题目的认识也在加深，我想需要再次去写写它，这是我现在要重新写细菌战的一个重要原因。
一、细菌战是历史还是现实？
现在，经常遇到朋友问我，你在干什么？我说在写书，问，在写什么，我说细菌战。他们的反应是愣半天，大家差不多都不知道细菌战是怎么一回事，或者有人知道一点，但认为是一个很偏的老历史话题，我告诉大家其实细菌战不是历史，是今天还在延续的现实。
这个人叫姜春根，是浙江衢州的一个烂脚老人，脚用纸壳子包着，脚指头简直不敢看。在我采访的时候，我说你去治治吧，他说不去，他怕被截肢，他说锯了腿，连下辈子都不会有腿了。
这是美国生物学家法曼斯基来浙江调研时拍的照片。法曼斯基说，这是炭疽感染造成溃烂，他们的嘴、牙齿都烂掉了，不能吃饭。其实炭疽可以造成身体各部位的溃烂，烂脚只是其中的一种。很多烂脚老人孤老终身，他们被叫做“烂脚佬”，没人愿意嫁给他们，很臭，很可怕。
▲这是南香红在丽水采访时遇到的烂脚老人，他70多岁时在养老院遇到80多岁的她，才结婚。现在他80多岁，老伴已经90多岁了。
王选向国际社会呼吁这件事情，德国和美国生物医学家来中国做调查，他们认为这源于炭疽菌感染，而日本当年在中国使用炭疽菌进行攻击，出现了大面积被污染的地区。他们的结论是，战争期间中国浙江出现大面积不分年龄人群的烂脚，这在医学上是没有办法解释的。
王选他们在为细菌战做诉讼调查时，有一个江西的烂脚老人几乎是爬着来找他们，问“我这个脚到底怎么回事”，因为当时无法建立烂脚与细菌战之间的因果关系，所以烂脚没有作为受害事实提交到日本法庭，但是王选一直坚持用十年的时间和浙江宁波大学的学生，利用假期时间跑遍浙江的山山水水，找出了900名活着的烂脚老人。
▲因为脚很烂，一辈子不能穿袜子。在痊愈后，傅君华说终于可以穿上袜子去亲戚家作客了。
2015年我在浙江采访烂脚老人，因为在媒体上的呼吁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有三个院士站出来，包括301生命科学院的院长付小兵和上海瑞金医院的资深烧伤主任肖玉瑞，他们用军队治疗战争创伤和核武器创伤的技术和经验，尝试找一种能够治疗烂脚的方法。
因为这些老人一辈子不能得到治疗。虽然有的曾经治过，但把腿里的筋抽了，把部分骨头去掉，老人们把这种治疗叫做“抽筋扒皮”，花钱、痛苦不说，最后还是照样烂，没有办法。经过实验，这些专家找到了治疗的方法，他们在私下里说，这是中国医生和日本医生相隔70年的战争，当年细菌是日本科学家研究并放出来的，现在是由中国的科学家来治。
能治了，但老人们都很穷苦，没钱治疗，医生们一开始往里面贴自己的钱，但也不是个办法，我帮王选在腾讯公益平台上发起一个捐助行动，募集了一百多万元，各地志愿者也调动起来。现在有五十多位老人治好了他们的脚。
王选说，我们做这些就是要让这些老人能够带着一双干干净净的脚离开这个世界。战争都过去70年了，战争的创伤不能总裸露在那里，烂着没人管。
当年细菌战的创伤还没有愈合，一烂就是70年，细菌战能说是历史吗？它就是活生生的现实。这还不说被污染的地区，当年被鼠疫攻击过的地方，从原来历史上从来没有鼠疫发生，到现在是鼠疫的疫源区，这个帽子再也摘不掉了。几年前，当地的老鼠身上还可检测出鼠疫呈阳性的。
二、日本的国家秘密
到现在为止，细菌战这件事情还是日本国家的秘密。这个秘密他们一直坚守着，既不公开资料，也不承认事实，也不进行道歉和赔偿，法庭的诉讼最后虽然以败诉结局，但还是承认了180名原告的举证事实。但是，在中国到底多大范围内使用细菌战，攻击了多少地方，有多少人受害等等，这是不清楚的。
据研究者的数据，中国除了新疆、青海、宁夏、西藏这几个省没有受到细菌武器的攻击以外，其他省份基本上都受到了攻击，尤其是浙江、湖南、山东、东北三省、云南、江西、福建等等，都受到各种各样的细菌武器的攻击。
山东有个调查者认为，当年日军扒开了黄河口对老百姓无差别地细菌攻击，死亡人数在20万，诉讼要提交日本法庭需要非常确实的数字和案例，但细菌战的受害事实在中国没有人进行全面调查。
生物武器与核武器、化学武器一同被列为大规模的杀伤武器，1947年联合国首次使用了这一个概念，这是人类严禁使用的武器。然而，现在的现实是，原子弹成了一个世界话题——8月6号广岛纪念日，世界各国领导人都到日本去，听日本倾诉他们受害的情景，引起世人对原子武器的警惕。但是细菌战，中国知道的人都不多，更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形成话题，甚至不像犹太大屠杀那样成为人人共愤、人人都知道、人人都警惕的一个话题。
日本战败时，第一时间销毁了731部队平房所有的设施。8月9号苏军宣布参战，8月10号就有专员从日本大本营被派到731部队平房传达命令，把所有的东西销毁掉，还有405名实验对象，全部用毒气杀掉，骨灰倒入松花江里。
平房里的科学家全部用飞机运回日本，工作人员和家属从平房沿着釜山用了三列列车运回日本。他们在日本隐藏了下来，后来很多人都成了大学校长、研究所所长、大制药公司的研究员，日本的生物医学战后就是在这些人手里起飞的。美国人为了得到人体实验的材料，派出四任调查官在东京审判进行中来谈判交易，为了和苏联人抢夺细菌战资料，美国和石井四郞等细菌战要犯达成协议，不把他们送上战争罪犯的审判法庭。这个事情被彻底掩盖下来。美国人干了这样一件极不光彩的事，这件事就算现在美国也不愿意被揭开。
当时中国在内战，没有人关心这件事情，后来在朝鲜战场上，出现了和日本在中国使用的细菌武器同样的方法：一个炸弹炸开出很多跳蚤，跳蚤传播鼠疫。中国政府向世界控告美国，因为冷战造成的两大阵营，西方阵营绝对不相信这个事情，认为是红色宣传。
三、日本自揭细菌战
1993年日本的两个研究者在日本防卫厅研究所查资料时发现《井本日记》，这是一个日本大本营作战课参谋井本熊男写的作战日记。《井本日记》在战后曾经出版过，几十册，但两个研究者看了防卫厅研究所里的原作，发现出版的内容把1940-1943年全部抹去了，抹去的内容是细菌战。两人在防卫厅资料馆里整整抄录了一年，这部分就是关于日军在中国很多地方使用细菌战进行实战攻击的情况。
过去很多人日本人知道731部队做人体实验，因为1993年时日本曾进行过一次731部队罪行展，展览在日本影响很大。但是日本人知道在中国进行细菌攻击作战的少。《井本日记》出版以后，静冈县中学的一个历史老师叫森正孝，他教历史课时疑惑，到底应该怎么讲这段历史，于是拿着《井本日记》记载的地点到中国寻找，一找找到王选的家乡，这件事情就在1994年的时候跟中国联系在了一起。
《井本日记》记载的关于细菌攻击的种类、方法和使用的手段都是用的代号和密语。这个代号后来被解开了，发现日记记载了在中国进行的几次大的投放，一次在1940年，攻击宁波、衢州时飞机撒播，1941年配合浙赣作战，从江西到浙江用了几次，飞机和地面配合，把细菌注射到水果等食品里，撤退的时候放在老百姓家的门口，然后就是对常德的细菌攻击，等等。
四、鼠疫跳蚤
1940年世界上没有人相信生物能成为细菌武器，特别是英国的波顿研究所。在发现日军使用细菌战以后，中国政府曾经向国际社会控诉，美国和英国特别想知道日军的细菌武器到底开发到什么程度了，在战争中怎样应用的，细菌武器有多厉害。英国波顿研究所，当时世界上最顶级的生物研究所，回答说，无稽之谈，完全不可能的，生物从空中下来会受到气温压力的影响，是不可能活的，也就不可能造成传染。
直到1997年，日本的一位叫松村高夫的研究者为了这个事特别又去了波顿研究所，问当年到底怎么做出来的判断，他得到的回答还是：以我在牛津和剑桥大学的研究来说，是不可能的。
731部队是怎么做到的？731部队从1937年在中国至少研究了12种不同的微生物，包括鼠疫、炭疽、痢疾等等细菌的种类，以用作细菌武器。而这些都是从人体上做实验取得的，他们筛选出来两种最有效的细菌武器，一种鼠疫，一种就是炭疽。
特别是鼠疫，他们成功找到了鼠疫传播的媒介。有一个日本的研究者叫奈须重雄，搜寻731部队科学家写的论文，发现关于跳蚤的论文有五百篇，起初他想不通怎么有这么多关于跳蚤的论文，而且还有那么变态的研究：比如研究把跳蚤的前腿拔掉后，跳蚤能跳多高，把后腿拔掉能跳多高等，其中这五百篇论文一部分是731部队的科学家写的，有一部分是广泛征集日本生物界科学家进行的研究，当时几乎全日本的生物学家都参与了这个研究。
后来奈须重雄恍然大悟，原来是为了让跳蚤传播鼠疫的。让跳蚤吸得了鼠疫的老鼠的血，然后再用跳蚤去叮人。跳蚤装在棉花等杂物里，从飞机上扔下去时不会死。
这样的跳蚤有多厉害？
1940年东北有农安、大赉、新京发生鼠疫，研究者一直怀疑是日本人撒的鼠疫，但一直也找不证据。直到后来2011年的时候，奈须重雄在50万份博士论文里筛选出了731部队的科学家金子顺一的六篇绝密论文。其中一篇是收集农安、大赉、新京的鼠疫情况的，论文里提供的数字，农安用了5克鼠疫跳蚤，第一次流行造成死亡8人，第二次流行死亡607人；大赉用了10克鼠疫跳蚤，第一次流行死亡12人，第二次流行死亡2484人。而根据石井四郞的理论推测，理论上5克细菌可以造成12万3千多人的死亡，10克可造成24万3千6百人的死亡。
几个月后他们就用鼠疫跳蚤对宁波和衢州进行了攻击，宁波用飞机撒了4公斤，衢州8公斤，常德只打开了一侧的盒子，撒了36公斤，没打开的一个盒子，扔在了洞庭湖里。
后来我也问了一下研究的人员，一克鼠疫跳蚤里有多少只跳蚤？2300多只!
五、除了残酷的事实，我们还应该写什么？
我觉得非虚构写作是以事实为主的写作，但是远远不止现实，不限于现实，应该反映更多永恒的东西，更多人类共同的价值。
我首先关注的一个话题是战争与和平。
我讲讲细菌诉讼团团长土屋公献的故事（就是中间坐着的这个人），他聚集了三百多名日本律师为细菌战的受害者打官司，因为他在日律师界非常有名望。
日本律师到中国调查无数次，在日本开庭一共44次，全部是免费为中国受害者服务的。我看到他们给受害者做的诉状，每个人材料都厚得像一本书。这个工作量是非常大的，当时愿意参加诉讼的受害者非常多，但日本律师接受不了，只容纳了180名原告。
土屋公献生于1923年，2009年去世，经历了诉讼的整个过程。他去世时，日本的媒体都发了报道，称他是“硬骨头”、“平民律师”，为和平而奔走等等。
土屋经常讲他体会到战争与和平，是从他自己的参战经历开始的。当年他还没有毕业，是以“学徒兵”参战的，当了海军，去守太平洋上的父岛。他经历了同学被打穿脑袋为天皇玉碎，也经历了战友饿得吃自己同伴的尸体，特别是有一次他被上级要求去处决一个美国飞行员俘虏，因为他练习剑首，是二段，这个时候蹦出一个叫K上尉的，主动请缨，说他是剑道四段，应该由他来。第二天土屋在押送美国俘虏去刑场时和他交流了几句，知道了他叫瓦联鲍，和土屋一样大，家里有个母亲在等着他回去。
一般来讲，俘虏被砍头的时候会挣扎，躲着刀，但是他很从容，一动不动，K上尉成功一刀把头砍了下来。战后，美国在追踪战争犯罪的时候，K上尉被作为战犯，但他得知美国人来抓他时，便在家里自尽了。
土屋说，如果不是K上尉，那么他就是战犯。这件事对他的影响非常巨大，他后来成为一个坚定的反战者，他总是说，战争没有胜者，战争就是这么残酷，每个人都是战争机器中的一块肉而已。他特别拥护和平宪法，后来成了律师。特别是细菌战诉讼这个事情做起来之后，受害者找他，他欣然做了律师团的团长，不仅有大量的工作，而且很多费用都要自己买单。
1995年，他成了日本律师联合会的会长，正好是战争结束50年。日本人认为，已经50年了，战争这一页要翻过去了，重提反思战争责任是一个不合时宜的话题，但作为新上任的律师协会会长，他却在律师协会创办的杂志《自由与正义》发表了一篇文章，讲日本不承担自己的战争责任，就不会有未来。
国人对日本人的理解差不多是电视剧里的日本鬼子，不知道人家从战后就有一股反思战争的潮流，并因此出现很多反战的民间团体，他们在为和平做着不懈的努力，出现了很多象土屋公献一样的人，而对战争的反思这一环在中国恰恰是缺失的。
细菌战，这个案例是思考关于战争与和平的好材料。人类的善和恶的两极，都在这里发展到极限，某种程度上来说，因为恶有如此之丑陋，才显示出善的至纯，而也因为有善的至高境界，才显示出恶之花的形态。善和恶之间，我想它的距离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探讨的尺度也是非常宽的。
恶，石井四郎这个人是典型，他是细菌战的倡导者和积极推进者，家里是个大地主。他个人也是一个很有才华的人，考进了日本京都大学，得到了博士学位，发明了石井式滤水机。他是一个狂热的爱国青年，他推行细菌战的理由就是日本不做这个研究，别人就会做，日本就会挨打。他认为要乘着《日内瓦议定书》禁搞生化武器，别国都不搞时日本自己悄悄搞，这样日本就会有制胜的法宝，防御性细菌武器可以在日本搞，攻击性的细菌武器要在中国搞，因为那里有条件建立秘密基地，有大量的人体实验材料，在劣等民族身上搞，也不会有伦理上的困扰。1936年之后，细菌战就变成了日本国家的谋略，天皇正式批准了这个部队，第一笔经费据说来自于天皇私人的捐助。731部队一年大概有两千万日元经费是国会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可拿到的。当时的两千万日元可是一大笔钱。
再说说善，讲讲奈须重雄这个人。金子顺一的论文是他花了八年在日本国会图书馆关西馆里从50万份博士论文中一点一点淘出来的。按理这种秘密论文不可能暴露出来，但为什么让奈须找到了？因为日美交易后细菌战逃开了罪犯审判。东京审判一结束，金子顺一便将他1943年在中国研究细菌战鼠疫的六篇论文提交给了东京大学，就靠这个论文拿到了博士学位，因此就被奈须找到了。
战后这些科学家纷纷拿他们这些罪恶的研究去博取功名，就这样偶然暴露了秘密。2007年细菌战终审结束，这个论文是2011年找出来的。根据180个原告提交给日本法庭受害的死亡数字，宁波有100多人死亡，但这个论文收集的数据，是宁波还有第二次流行，死亡1450人，这是当年国民政府不知道的，也是细菌战调查也没有查出来的。它说明，细菌战大量的资料都被日本政府隐藏着，细菌战的实际情况也远远没有搞清楚。
奈须重雄是日本明治大学毕业的，名牌大学生，60年代能够上大学的，在日本人中是少数，出来谋一个体面的生活完全没有问题。1993年，在日本举办了一个731部队罪行展，奈须作为志愿者为展览制作展版。他告诉我，自从知道了细菌战这样的事，他就再也没有心思“往上爬了”，决心此生一定要搞清楚这件事。于是，他选择了去医院、停车场，给人看大门，看车，为的是白天到图书馆查资料，从此再没找过正式的工作。生病之前他的月收入是十万日元，而一个日本公务员的收入是700万日元，就是这样的差别。
他住在这个地方，日本这样的房子叫一间轩。他说这个房子也租不起了，重病之后他不能去做夜间的守卫了，他还不到退休年龄，现在只能拿一半养老金，每个月吃药，所以租不起这个房子了，他说，这个房子里冬天比外面冷五度，夏天比外面热五度。他一生未婚，搞细菌战研究几十年，我和王选在他的房间听他说这些，一时都沉默无语，因为在这样的人面前，任何证言都让人觉得虚伪无力。
2011年，这个重大发现再一次证明，很多的材料都被日本政府藏起来了，细菌战的秘密只有这样一点一点去找出来，去挖出来，就算是做事认真的日本人，能有几个奈须重雄呢？
我在采访这样的故事的时候，认识到正义的力量或者是善的力量，只有与恶对撞的时候才会闪现出它的光华。当日本人来中国自费调查，免费为中国人打官司的时候，中国人一开始不相信日本人，后来是不解，他们一再问日本人，你们为了什么，为什么替中国人打官司？为什么要替中国人说话？你们怎么可以反对你们的政府，你们反对政府为什么不会被抓？日本人被问得简直是没有办法回答，中国和日本差距太大了，人家是个民主社会。
六、如何对待历史？
如何对待历史，这个问题在中国确实是一个需要好好讨论的话题。
这个老人叫向道仁，是湖南常德人，去年3月的时候采访他，5月再去时这个老人已经去世了，笔记本只留下了他写的这首词《浪淘沙》：“东亚共荣圈，换日偷天。日军空投细菌弹，杀我同胞千百万，苦不堪言；血债要偿还，漫道雄关。世界风云多变换，同仇敌忾审恶魔，历史公鉴。”
我问他没有上过学怎么会写词？他说，毛主席写过《浪淘沙》，他按那个套着来的。这个老人不仅调查清楚了他自己家族的受害历史，还把他们村、镇的受害历史也调查清楚了，这是他们几个人在几年时间骑着自行车一个个村、一户户跑出来的。
怎么来对待历史？面对这样老人的时候，你首先要搞清楚历史，并把它纪录下来。
这个人叫李宏华，当时因为他爷爷去了常德城贩猪，怕被抓住打针(注射鼠疫疫苗)半夜翻墙出城，回家后引起家里16个人死亡。当时常德鼠疫已经到了最严重的肺鼠疫，就是通过呼吸传染鼠疫。回家以后第二天，儿子死了，第三天老婆死了，第四天哥哥死了，包括给他做法师的道士，也死了。
其实当时桃源县李家湾是很小的一个村，人差不多死光了，父亲一死，嫁出去的女儿就要回来，这种姻亲关系就会因为葬礼而聚在一起，聚在一起就会引起更大的鼠疫暴发和传染。
15年我采访他时，他说要建一块纪念碑，把他家、他们村的鼠疫历史刻下来，中国没有一块真正的全国性细菌战纪念碑，不像日本，人家原子弹的纪念碑建成那样。他花自己的退伍军人养老金4000多块钱，平了块地，插上一面旗子。说，他死之前一定想办法把纪念碑建起来。后来，我们在媒体呼吁，给他捐款，请志愿者帮助他，现在一块黑色的大理石纪念碑已经矗立在村头了。
还有这个老人，眼睛已经快盲了，他写出了他们家的历史。他没有上过学，当年他家在常德非常富裕，他父亲非常聪明，是刻橡皮图章的，常德只此一家，因此置了很多田地，鼠疫来了以后两个兄弟都死了，奶奶也死了，家里的房子有的被炸，有的被变卖，卖完后父亲仰天大笑几声就死了。一个家庭就败落了。他母亲不得不被他的一个表叔霸占，在船上漂泊。表叔对他们都不好，表叔的家族也在抓他的表叔，因为他原有妻室。所以也不敢回家，一直在江上湖里过着漂泊的生活。
细菌战在他心里留下了很大的伤痕，一直无法化解，他说出来，写出来，是要把内心郁结的东西了结掉，个人命运，家族命运，战争动乱，这些其实在中国都没有好好书写过，像他这样的家庭在长达十几年的战争中成千上万，但真正能写出家庭史的有几个呢？
这是他的画，画着他父亲当年挑着他的两个兄弟去埋葬的情景。当时封城了，全部要焚烧，中国的老百姓不接受这个，所以父亲趁着天不亮挑着两个孩子到城外掩埋。他说，他是跟在父亲的身后一步一步走向城外坟场的。
当年在常德，鼠疫是无法被理解的，人们认为是中了魔咒，而且农业社会的风俗是人死入土为安，焚烧是绝不能接受的。而且还要自带柴火去烧自己的亲人，有一次在烧一个孕妇的时候焚尸炉爆炸了，恐慌的谣言布满全城。这只要想想SARS时期的北京就可以了，现代社会对疫病还如此恐慌，我们就可以想象当年一个城市被鼠疫围困的时候，是什么情景了。
当时治疗鼠疫唯一的药就是磺胺，但战时很缺。另外就是疫苗，现在运送疫苗都很难，当时就更难了，所以，对付细菌战基本是没有武器的，就赤手空拳对付细菌战。我印象非常深刻的是日本漫画家战后画的一幅画，画上一对日本的夫妇，男的拿了一个竹杆长矛，穿着破军服，女的拿着一把扫帚。画家说，拿着竹竿对付原子武器，是多么地愚蠢。日本面对原子武器无奈的感慨，相比于中国以农业社会对付当时尖端科学细菌战，不是一样的吗？
如何对待历史涉及到中日两国如何迈过历史的门槛，这是到现在为止非常重大的话题。在这里不得不说说王选。日本记者近藤昭二说，王选是中国的圣女贞德，哈里斯说，中国有二个王选这样的女人，日本就会沉没。但中国只有一个王选，到现在也没有出现过第二个。十年诉讼当中王选全部出庭，共44次；十年调查出900名烂脚；三次去美国国会档案馆查资料，现在和日本记者近藤昭二一起做北京大学的一个项目，做出了三千页的细菌战资料，这是至今为止收集的最全的资料，没有第二份。
王选自从搞细菌战以后再也没有开心过，后来脾气变得非常暴躁，会把很多人骂哭，感觉大家跟不上她的步伐，尤其当记者从最简单的问题问起的时候她非常暴躁。直到烂脚老人有救以后才松了一口气，她说她多年以来第一次感觉到了快乐。
▲这是王选年轻的时候，可以看出王选的眼神，每次看的时候都感到震惊，眼神是直勾勾的，她要兼作日语翻译、英语翻译等，所以非常专注。旁边是王选的表姑。
▲这是2013年去日本采访回来的路上，在火车上，20多年了，可以看到她的疲劳、衰老。
这是日本的学者上田信，非常有才华，他来中国调查细菌战，写了一本书。我采访他时，他说，日本有的人希望中国这些受害者死光之后，历史这一页就翻过去了，但他调查以后发现这是日本对中国的误解。他分析说中国是一个宗族社会，意思就是一个家庭有祖爷爷，有爷爷，有父亲，血脉一直传下来的。爷爷的受难是家族的受难，爷爷的家破人亡会影响到今天的子孙，所以中国人才会到日本替爷爷，替父亲打官司，如果日本不正对历史，这一页就永远不会翻过去。中国人不可能把这件事情翻过去的。
细菌战整个诉讼的20多年期间，曾经有过很多次可以和解的机会，特别是政治的、司法的机会，但两国都没有处理好，没有抓住这些稍纵即逝的机会，并且徒增了许多摩擦。中日之间的历史问题还在今天影响着两国的关系，并时时成为两国不信任、对抗的导火索。
中日两国只有放下历史的负担，才能前行。王选说，调查清楚历史，记住历史不是为了恨，而是要从历史中吸取教训，你连历史是什么都不清楚，连细菌战到底是怎样的情形，给人类带来怎么的毁灭性都不清楚，何谈吸取教训？何谈从历史走向未来？
每个人能做的其实都微乎其微，包括这本书的写作。这本书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产生什么影响都是未知数。我常想，这么沉重的话题，在我们这个娱乐致死的时代，有多少人愿意去了解呢？每当产生这种迷茫和无力感时，我就把头埋进材料堆里，拒绝让这种情绪漫延。写吧，既然没有人写，就算写得并不怎么样，总算有个纪录，也算是给一直以来孤独前行的王选们来一声呐喊。
本文为南香红9月24日在地平线“今天，我们只谈谈什么是非虚构”沙龙上的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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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沙龙的联合主办单位：南方人物周刊、时尚先生Esquire、智族GQ、ELLEMEN睿士、人间theLivings、正午故事、东方历史评论、单读、未来生活直播间。
关于南香红
作家，中国非虚构写作践行者，曾任《南方周末》高级记者、《南方都市报》首席记者、《中国财富》杂志主编。其对北京旧城改造、细菌战诉讼、三峡工程、新疆系列等题材，锲而不舍地进行了多年的调查和研究，作品以历史的记录价值和文本的阅读价值被业界评价为“对抗时间的写作”。除新闻作品外，著有《王选的八年抗战》、《巨灾时代的媒体操作》、《众神栖落新疆——东西方文明的伟大相遇与融合》、《野马的故事》等专著。